——美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以及在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

时间：2012年7月17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一楼3号厅

主持人 大卫·费根：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讨论，讨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以及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我是大卫·费根，科文顿·伯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

    今天下午的会议议题是基于上午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讨论议题之一。

    讨论的问题非常难，想讨论“CFIUS”不是一个坏词，CFIUS是外国投资委员会。今天要讨论的议题是“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面临的挑战以及在美国投资的机遇”，还有“美国开放的以及监管的投资环境”，非常高兴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发言人。

    阿兰·拉尔森，前美国主管经济的国务卿，在过去六年多，阿兰·拉尔森一起和我在科文顿·伯灵律师事务所工作。李雨时先生，是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是国际贸易与经济专家。马克·普罗特金，在我们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咨询工作，他负责了IBM的一些交易，主管了几笔大的、非常著名的兼并工作。

    李雨时先生发言之后希望听听大家的观点，了不了解CFIUS，在座各位有谁在美国投过资，有谁听说过CFIUS？多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透明的、开放的？通过今天的讨论，希望使各位都相信美国是开放的，CFIUS并不是一个投资的障碍，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而且都会及时审批中国投资。

    现在邀请李雨时先生发言。

李雨时：

    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想法，首先说到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三个方面原因：一，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本身的差异。二，意识形态差异。三，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文化等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一向被大家认为是矛盾、冲突和问题的根源，所以也提出来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问题，有些企业确实在投资中遇到一些障碍，包括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中也同样遇到问题，所以提出投资的政治环境问题。

    首先是制度上的差异。简单回顾历史，人类发生两次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而是在相似或类似的国家之间。另外，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我也曾经在美国工作生活过几年，确实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传统是很深的，实际上可能涉及到东西方哲学根本命题的问题，西方国家从古希腊到罗马，到文艺复兴，人们都在追求一种自由平台，人类解放，全面发展，根本命题在于个体解放，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是集体解放的哲学。

    东方哲学很复杂，个人解放是集体解放的前提，造成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东西方的哲学文化都创造了人类发展的辉煌历史，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创造了西方历史。实际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不构成冲突根源，从现在世界整体情况来看，东西方文化是相互融合的，过去传统思维总认为谁战胜谁的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融合、相互取长补短。

    从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文化程度来看，并不构成冲突的根源，因为各国都有各国的历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朋友经常谈论人权问题，现在在美国私人用枪是合法的，美国有30多个州还有死刑制度，死刑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了，而且在私人用枪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法律不允许的，这是美国的历史传统，这有特殊性。另外，美国人比较喜欢超前消费，东方人比较喜欢储蓄，所以亚洲国家储蓄率比较高，美国储蓄率长期以来是3%、4%的水平，实际上这也是造成了金融危机的重大原因之一。各国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都有各国的传统，这些东西各有所长，取长补短。

    换一个角度，从相互尊重，尊重世界的差异性，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道路，这种心态投资环境会取得比较大的改善。终究要转变传统思维方式，说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讲的“双赢”这种情况，只要大家摆正心态，认真对待历史，实事求是的，特别要平等的对待历史文化差异，真正实施一个平等对话，这种投资环境的改善是很有希望的，而且中美两国投资的前景也是好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的讲话，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有助于我们来开始启发今天的讨论。

    您提到了我们有一些文化的不同，习惯、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不同，您是否也认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点呢？一个中国企业想在中国进行交易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考虑的利益攸关方是谁呢？这个企业是否需要考虑中国政府呢？第二，是否要考虑省一级的政府呢？第三，是否也需要考虑他们的员工，还有对当地的影响，也要考虑当地的市长是什么态度，他们在考虑一个交易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几方的利益？

李雨时：

    刚才提到的问题，中国企业在投资前要考虑到政府的态度，特别是当地政府的这种态度。这恐怕在某种情况也是一个事实，因为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政府本身考虑的事情相对来说是整个地区，中央政府也好考虑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全面。

    在美国公司在做交易、在做决定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这种态度也会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中国企业也会考虑到当地行政长官或者当地老百姓的感受，比如在考虑当地老百姓感受的问题上，美国可能重视程度可能比中国要高一些，但现在中国企业也在转型，考虑比如说当地政府、当地老百姓，这是综合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一些差异，但是差异在逐渐缩小。

主持人：

    还是有一些类似之处，这两国之间的差异也是的确存在的，拉尔森先生也可以说一说相似之处，你认为中国进行投资，在美国投资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认为这样的困难是确实存在的吗？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困难？

阿兰·拉尔森：

    非常感谢，也感谢李先生您做的开场白。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究两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在投资方面，还有在一些具体方式的不同之处。在我们最开始考虑要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时候，希望建立一个审查机制，当时是1988年的时候，当时日本在美国有很多投资，美国当时的态度是要吸收所有的初始投资，需要吸收他们的投资，并且要建设一些新的企业。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投资委员会来进行审查，今天上午大家听到投资并购的问题，提到其中大部分不需要提交给外国投资委员会。我们认为有一部分投资并购不需要接受CFIUS的审查，有一小部分案例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影响，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审查机制，这是CFIUS建立过程认知的差别。如果不能够理解这一点，尤其是媒体曝光非常多的案件，在那个房间放了一些PPT，还有一些中国企业投资，包括一些初始投资，他们没有接受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如果不能够理解这些可能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投资审查。

    这个小组希望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在不同的类别之间做出区分”，有一些收购案例的确需要进行审查，我们需要让中国企业理解到这是可管控的案件，也让他们了解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

    我们刚才谈了一下外国投资委员会，您给我们进一步解释它具体是什么，是什么机构来给我们进行审查？

    第二，由于CFIUS有审查的权力，我们还想问一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由CFIUS进行审查？

马克·普罗特金：

    我不需要再重复大家刚才的观点，希望我的家人、同事，如果能在这里听到李先生的发言就好了，因为他充满了智慧，而且讲了很多中美之间关系的内容。

    谈到CFIUS一些具体的事实，对于那些不了解CFIUS的人，尤其是不了解这个标准的人，我想说它全称是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有很多个美国政府机构，有一些是管理经济，包括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还有一些是考虑国家安全的，包括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

    这个委员会非常有趣，因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就是来平衡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当它最初成立的时候，委员会主席是由财政部来承担的，当时是财政部，而不是安全部占主导位置，因为我们当时要保证安全委员会、安全部门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要对这个委员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委员会负责对于外国公司在美进行投资、兼并、并购来进行审查的。如果他们要购买美国的公司或者是兼并美国的公司，他们就需要提交委员会进行审查，有三点，一个是外国的投资和外国的公司，第二是美国的公司，第三是这个公司将会导致外国掌控、控制美国的公司。很多人认为控制就是意味着至少有51%的股权，事实上对于CFIUS来说控制意味着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只是一个比较小的百分比，只是不到50%，但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还是认为是控制。

    有一次中国的一个公司希望在美国进行投资，他们不是购买，而是从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我们叫做初始投资，这个就不是受到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只是审查那些中国公司购买已有美国公司的案例。

    刚才提到了在CFIUS审查的案例和不受CFIUS审查案例之间的区别。我们有一点，CFIUS有权力来审查外国投资者获得美国公司控制权的案例，它审查的案件条件是该公司自愿提交给CFIUS进行审查，我们要告诉顾客这一点，因为这有一个价格，当这个公司了解到这点之后，既然要钱，为什么要提交给你们审查呢？因为是自愿的。但是他们在美国进行投资，如果美国政府认为该投资会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关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委员会还是有权力这个交易进行审查。尤其出现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委员会就有权力使这个公司停止收购，并使其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公司就会很谨慎的将这个案件提交节CFIUS进行审查。CFIUS就像审查其他的案例一样，比较谨慎地去审查。如果确实没有相关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相当于就进入了一个安全港。

    一旦我们已经审议你是安全了，就不会再来对你进行二次检查，这个道理是很明确的，如果有人想在国土安全部门管辖的领域进行投资，当然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但是一个公司想要投资一个生物医药公司，这个就不是很明显是不是与国家安全有关，所以在审查的时候就会考虑，这个生物医药公司的消费者是谁？提供的是什么东西？是像那些天花等疾病提供疫苗吗？美国是唯一的供应商吗？这个公司是唯一的疫苗提供商吗？我们考虑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我们做出决定，这样的投资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主持人：

    您的回答非常有益，谢谢。

    今天下午听到大家谈中国对美投资对其他国家对美投资的比例要低，大概占美国收到投资的1%-2%，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状，所以您是认为中国比较不愿意在美国投资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有多大程度上是担忧会受到CFIUS的审查呢？

李雨时：

    因为中国的企业到底担心什么？我也不是搞企业的，我确实很难回答的很清楚。中美两国相互投资金额很小，中美双方的经济规模很不相适应，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比如美国到中国来投资，从总额上来讲，可能在美国投资总额中不是很大，但是中国吸收外资来讲，现在美国是中国吸收外资第三的伙伴，去年大概是73亿美元左右，这个是已经为数相当不少了，在中国投资最成功的就是肯德基、麦当劳，这个投资不仅成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

    至于中国到美国投资为什么比较少？多方面客观的原因，因为美国市场可以说是市场基本上饱和的一个国家，美国相对来说投资的机会，包括赚钱的机会相对来讲比较少，因为市场经济已经饱和了，消费也饱和了。当然消费的空隙、企业增长的空隙还是有，但比较难找。

    今天上午很多嘉宾讲了，确实中国在美国投资有些障碍，包括一些旅行签证等等方面的障碍，由于多种方面的因素，还有包括文化、历史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中国现在到美国投资比较少的客观原因，但我相信中国企业是愿意到美国投资的。

主持人：

    您的讲话非常有帮助，我会把您的讲话提交给肯德基和麦当劳。

    在华盛顿，我们对议会的描述是华盛顿最危险的一个地方，美国议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现在局势不断发展，所以我们无法免除议会可能对投资带来的风险。中国企业如何能够做好准备，同时减少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所受到的批评，同时确保这些议会支持中国的投资。

阿兰·拉尔森：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一直看，看看场下是不是没有坐议会的议员，我才敢继续说话。

    CFIUS之所以存在，包括我们出台了一个2007年国土安全法案，这都是与我们讨论这个议题有关的。在2007年CFIUS改革之前，议会认为当时的法律是不足的，而且落实也是不利的，当时主要是由行政部门来落实这个法律。议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以后说这个工作做得不错。他们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别人并不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对企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即使是在做投资之前，他们来到华盛顿介绍自己的公司，同时与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同时与负责监督CFIUS的议会部门进行沟通，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中国的公司可以让美国的主管部门留下印象，认为他们是一个美国经济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当他们进行投资的时候，不管是受到争议还是与否，当他们像CFIUS提交申请的时候，主管的委员会，我们有两个委员会在议会都主管CFIUS，这些委员会可能就会说我们应当沉默不语，因为CFIUS正在履行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2007年对CFIUS进行了改革，如果进行了一笔交易，希望能够确保在议会中主管CFIUS的人员都能得到相关的信息，所以他们知道CFIUS现在审议什么。在某些不常见的案件中，这些案子非常有争议，比如它们涉及国土安全这些非常敏感的议题，或者涉及到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采取一种非常积极的、主动的方式与议会进行沟通，与议会中代表将要发生投资地区的议员进行沟通，地方政府当然希望能够吸引投资，所以通常下我们与议会中那个选区的代表沟通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如果这个议会代表了投资地区的利益，我们可以与它来谈，这样可能会防止议会的一些小动作。

    在一些非常非常不常见的案例中，那些非常非常有争议的案件中，有些时候在进行招投标的时候，参与方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由于商业的原因，这些招投标行为是不成功的。有些时候那些失望的投资者可能会向议会提出要求，如果我们认为存在了风险，在这些不常见的案件中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来快速做出反应，与失望的上诉者进行接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善的战略，确保议会并不是良好的中国投资障碍。

主持人：

    您提到了几点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地方政治，要注意地方政府和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政治上面的一些困难。

    我想问一下美国的政治环境，还有CFIUS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作用？

    第二，今天上午的发言人也谈到了，我们可以帮助减少美国的监管方面的障碍，如果改变一下投资的结构，要考虑到在这样的交易中你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在明确这一点之后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投资和交易，这样可以避开一些监管的障碍。有没有一些利益，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从结构和战略上来确保成功？

马克·普罗特金：

    我现在越来越老了，所以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一旦我们开始回顾人生的时候，可以看到有许多中国的企业成功在美国进行投资，许多投资都是与美国的伙伴进行合作，帮助中国的企业来渡过美国的监管和法律的限制，来在美国进行成功的投资。

    一个良好的伙伴关系的例子，我认为这种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像李雨时先生刚才谈的我也认为非常重要，这一点在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一样重要，与中国企业的投资在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联想与IBM进行兼并的时候，我们在外国的外事委员会上听到了关于兼并的审议，当时联想希望能够在全球建成一个全球性的企业，而IBM在个人电脑领域在美国是领先的，所以联想在这次并购案中做得非常漂亮，联想认识到IBM在个人电脑这个领域，在技术方面都是非常领先的，而且有标志性的，所以如果IBM将自己的计算机企业卖给一个中国的企业，美国的消费者可能会感到失望，所以联想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让IBM于美国政府打交道，同时在这次并购中发挥一个主导作用，表现出来一个主要的形象。其他的交易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时候，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合资企业来进行第一笔投资，有许多中国的企业，甚至越来越企业来美国建立合资公司，来解决一系列美国国内棘手的程序问题。

    在今天小组会之前，我也与联想企业家一起谈话，我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也向他说，我认为联想和IBM的兼并是非常成功的。在2005年，美国安全部门的人员对这一次的兼并案非常关注，我也与FBI的一位调查员说了这个问题，他说希望能够将女儿，不希望女儿在大学上学，对他女儿说不要买联想的电脑，不要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我想我们看到现在即使是FBI也要接受中国对美投资的现实，而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接受中国对美的投资。不仅是中国的公司，而且是全球的公司都意识到了在美国投资中是有一些风险的。当有公司找我们的时候，他们考虑了所有的商业因素，签了一个和约，系一在60天内完成这个合同，他告诉我们希望让这个合同通过法律的审核。

    这个情况很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来做出任何的改变，要是早一点可能还能改，尤其在商讨阶段可能还能进行一些变化。到了这个阶段就很难了，我们所经手的成功的生意或者是和约，都是很早就检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相关的问题，并且做出建议，告诉他们什么会影响这个进程。他们与美方的协议都能够反映出来，这整个合约可能需要去掉某一个部分，才能够进行下去，尤其关于国家安全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所以这些成功的协议都是很早的时候就从华盛顿获取了政治方面的建议。在美国进行投资最成功的中国公司都已经起了与华盛顿的关系，主要是参与美国政府举办的会议，告诉美国政府他们在美国进行投资的长期计划，这样在美国政府部门当中建立起朋友的关系和同盟关系，我们知道有联想等，还有其他一些公司，我们知道他们公司长期的投资战略，只有这样他们的投资才能真的成功。

主持人：

    我还是想谈到结构的问题，刚才提到了于美国伙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还有提到了对手的作用。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件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他希望能够收购优尼科，但最后却撤回了这个收购，在2010年我们又有两个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第一，2010年的收购结构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所占据的收购美国公司只收购一小部分的股权。第二，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美国伙伴。第三，他们有对手。第四，当时美国相关的法律在2007年已经经历了修订，所以CFIUS当时对这个案件是比较有信心的。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

    回到最开始结构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什么方面结构的处理？我们听说了很多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件，这是中国在美投资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我们与中国公司所开展的会议都会提到这个案件，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总是关注这些消极的案例，而不关注那些比较积极的案例？

    第二，中国顾客在这方面是不是提高了一些意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够使中国投资者的信心提高呢？

李雨时：

    因为新闻报道本身，中美两国有共同之处，负面的东西总是报道的比较多，而且公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成功的东西往往是不太受到大家关注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确实得到关注比较多，而且说实话在中国的投资者心里确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能源问题本来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美国安全问题，这使得很多企业家想到美国投资，在碰到这个问题以后确实会产生一些犹豫。

    怎么才能消除这种负面的影响？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自己国家自己的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可能百分之百对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开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我这些年的经历来看，美国在投资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由于制度上、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差异，使美国对中国的，特别涉及到属于国家安全这方面的投资管理的比较严格，而且本身也是不透明的，这些投资是不是透明的，无论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来自德国的投资和日本的投资都是同样的待遇，这样对中国的投资者信心有很大的恢复，当然做到这点确实很难，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构成冲突差异的基础，应该对所有投资者采取同样的待遇，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主持人：

    李先生刚才提到了CFIUS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一些不透明，因为您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我想问几个问题：

    CFIUS在进行外国投资审查的时候，最初始的认识是什么？你们从法律上无罪推进然后来进行这方面的审查，还是一开始就认为他们有相关的利益呢？

阿兰·拉尔森：

    刚才提到了财政部是委员会的构成机构之一，它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我们的出发点，1988年创立的这个法律，在2007年进行了修订，这个法律修订的目的是保证我们要关注外国投资当中的一小部分。我认为CFIUS的成员了解这是美国的国家政策，他们是在为谁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外国投资，能够希望吸引这些投资。我们有责任去保证国家安全，如果有任何的案件涉及到国家安全，根据这个经过修订的法律，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要提出，这个案件是如何去解决的。从我们以前同事口中的评价，这完全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当然我们还是非常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总统先生的政策执行。如果出现国家安全问题，就必须要去解决它。

    CFIUS的态度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法律去解决所提出的国家安全问题，也不一定要去使用它，如果确实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投资者方面的安排减少，可以减少这些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作为一名前政府官员，我不想对政府批评太多，因为他们非常努力工作。我们总是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像我们这样的顾问总是在与投资者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预测，并且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都是本着这样的心态投资者就会更加有信心，而监管者也会拥有相应的心态，也就是达成这个协议的心态。但是我们确实要明白，他们有着具体的职责，需要认真地去对待。不管是走捷径还是发起公众运动，让公众去朝向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不管是哪种做法都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问题，去达成CFIUS的要求。

主持人：

    我们必须要提出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CFIUS现在也有一些压力，要去找出解决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对我们履行相关的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讲一讲，尤其是我们在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并且达成CFIUS解决机制，你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来使其最终得到通过呢？

马克·普罗特金：

    我还想问其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

    的确如此，一方面正如李先生所说，CFIUS的审查程序的确不是那么透明，我也告诉我们的顾客，这个过程是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的确我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监管机构，我们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希望能够保证委员会履行职责，如果我们投入委员会对某一个投资非常担心，最后会提交给总统审议，美国总统最后有权决定。他们需要决定这笔交易是不是要取消，所以这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好的，让白宫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造成的影响是很不好的，所以白宫不希望把这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留给总统来做，也就是说我们委员会要找到一种谈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不会提交总统，总统也就不必要来拒绝这样的投资案了。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预期，政府对这个投资的担忧到底是什么？

    我们曾经就经手了这样一个投资案，一个美国的企业将一个飞行器飞机卖给了其他国家的公司，这个航空公司做了一系列的事情，他们是经营民用和军用飞机的，这个公司还负责美国私人飞机的运营，这些私营飞机的安全感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知道投资委员会和议员会非常担忧这些设备的安全，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在委员会试一下？在去提交委员会之前，我们先与做生意、做投资的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让他们更改了一些条约，他们只买了一部分的股权。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就预计到了CFIUS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提前做好准备，要先解决好你到底投资的这个公司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了投资的问题，就让投资委员会快速批准了这次投资案，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

主持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没什么时间了，所以我要最后再说几句。

    你们是不是可以评论一下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投资的态度是什么？在美国高级官员层面是否可以确保美国的投资环境对中国是开放的，中国的投资者是否可以享有最便利的投资环境呢？

阿兰·拉尔森：

    要回答你的问题，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两国的高层官员都意识到两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两国都共同相应的一点，我相信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都相信这一点。

    第二，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两国政府都相信我们两国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双向贸易。这从今天的会议中能感觉到。

    我与一些同事聊过天，有许多美国商人经常来到中国，还有美国的官员也总是来到中国，来宣讲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者是开放市场的，而这些不只是空谈，我们听到洛克大市也对总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两国都是推动贸易投资的，所以两国政府也是推动各个级别的部门来落实这样的信念。在CFIUS审核这些案件的时候也是秉承这样的原则。

    现在投资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根据两国经济发展这么大，两国的投资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我们两国的投资会有巨大的增长，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会增长很大。

    今天也感受到了从企业界所传来强烈的信号，以及政府官员来释放的强烈信号，而这样的信号也代表了会有那样的未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也传达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企业的投资。

主持人：

    谢谢你的发言，我想再补充两句，在过去14年，在美国都讲了自己经营的经历以及与中国合作的经历。我们深信我们拥有机遇，中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是有机会的，只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合伙者，同时建立一个良好的经营模式。

    我要感谢今天下午参与讨论的成员，感谢你们的讲话。